普罗旺斯大侠
2003年，张艺谋为成都拍了一部宣传片，叫《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其实，成都人说的是“成都是一座来了就走不脱的城市”。先生早已深爱上了这座城市。我在读研究生期间，先生带我和蒋冬梅去了一次都江堰。以前只是在教科书见过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而先生却让我有机会亲眼目睹了李冰父子杰作之壮观。先生在都江堰有一套房子，好像是两室一厅，我不知道是否是他买的还是租的，但他每年都会去那儿住上一段时间，或许他的研究生大多数都去过那儿。
先生83岁才走下讲台，然后与师母在普罗旺斯颐养天年。千成别误会，此“普罗旺斯”非法国“薰衣草故乡”之彼“普罗旺斯”。此普罗旺斯为中国四川成都蜀跃路的普罗旺斯小区。而且，我只到过此普罗旺斯。现在知道为什么张艺谋说成都是一座来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了吧？连取个小区的名字都那么的浪漫。据我所知，入住普罗旺斯小区之后，先生和师母似乎再也没有回过他们重庆西师校园内四新村那个家啦，因为有一次师母告诉我，他们已经十多年没有回过重庆了。
2009年10月，中国逻辑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大会在四川大学召开。87高龄的苏先生还亲自出席了会议。虽然出席那次会议的有许多逻辑学界的老前辈，但先生绝对是那次会议代表中年纪最大的。
2010年7月24-26日，由中国逻辑学会主办的“逻辑素质教育论坛”在西南财经大学柳林校区召开。我提前一天到了成都，意图是7月23日先去普罗旺斯拜见先生与师母。那时，先生看起来还是那么意气风发。给我讲了他在清华园诸多故事，如“经常给周公拨白头发”。再就是金先生、林徽因与梁思成的故事。不过，那时他走路腿脚已不是那么方便，太极拳不能打了，而且出门总拿着一根拐杖，并且自称“大侠”。说起大侠，他那天还真说了句豪言壮语，因为那天他突然提及徐明发文攻击我的博士生导师鞠实儿教授的事。我说：“那件事都已成为过去了。”他说：“明辉，你回去告诉实儿，有什么话他不好说，让我来替他主持公道。”记得2011年我在加拿大温莎大学期间，在Douglas Walton家里，我与他讨论过学术观点的对错问题。我们的一致意见是：学术观点本身无所谓对错，是否应当被接受关键于其提出者是否给出好论证，可目前许多学者都热衷于讨论谁对谁错，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这是一种不良现象。
那天，我对苏先生说：“苏老师，2011年是您89岁寿辰，2012年是您90周寿辰，学生们肯定要为您组织一个生日庆典，我想知道，您是喜欢过9呢还是过10？”先生竟然毫不客气，道：“我当然喜欢过9啦？”我说，那您的生日具体是哪天呢？师母邱老师抢答了：“他的身份证上是1922年3月28日，但那实际上他是农历3月28日。”我马上拿出手机，Check一下日历，确认2011年农历3月28日即是阳历4月30日。我说：“苏老师，那这个会议的日期咱们就定在2011年4月30日，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对与会者来说都很方便，行不？”他说：“好!”
第二天，在西财柳林校区会场上，我迫不及待地找到了何向东老师和唐晓嘉师姐，找到了大师兄邹崇理，向他们报告了前一天我与先生讨论的90华诞日期之事。其实，只告知会他们罢了，因为我们没得商量了。那时，我们不能讨论做与不做，也不能讨论何时，唯一能讨论的是如何做好。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是不是有些越权了？但仔细一想，没有，因为那事那时都不是我定的，是先生和师母定的。想到这里，我安心多了。
其实，那一年，从阳历3月28到阴历3月28日（即阳历4月30日），无论哪一天，对我来讲都极不合适，因为那一年3月1日至8月31日受国家留学基金委高级访问学者资助，我正好在加拿大温沙大学访问。关键是，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有关条例规定，中途不得回国，若有特殊情况，必须跟当地领事馆请假。不过，自打与先生约定90华诞庆典日期那一刻起，我就铁定要回来参加。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流传已久的俗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句话被日本人盗用来做丰田汽车的广告词，“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2011年4月30日，我如约出现在先生的90华诞会场，而且没有向多伦多领事馆请假。其中的诀窍就不说了，反正没有违法。
关于如何做的问题，何老师等人也想了很多招。最终是以“首届川渝逻辑学术研讨会暨苏天辅先生90华诞学术座谈会”形式进行。上午是先生90华诞座谈会，下午举行学术报告。但我只参加了上午的座谈会。一方面，是因为下午召开的是川渝逻辑学会，与外地人员无关。更重要的是，我回来时差开始凑效了，但我又不想调整它，因为第二天我就要直接从成都飞北京，然后转飞多伦多。那天上午，先生与师母整整呆了一个上午。在赠送礼品环节，我献给先生两份特别礼物：一份是我让我遵义文联工作的老朋友、书法家杨进修专为先生90华诞写的一幅字“天赋惠寿”；另一份礼物是我在美国Zazzle公司订做的一套运动服+帽子。在衣服和帽子上都印到有“Hi, I am 90”，当然还有一个竖起大姆指的图像。我很抱歉，后面那份礼物可能抢了那个场面眼镜头，但那决不是庆典的高潮，因为高潮是先生的发言，他说：“感谢各位领导、来宾的出席，祝愿国家更富强，社会更和谐，大家生活更幸福，各位事业更成功！”然后，先生赋诗《九十抒怀》一首，充分展示了他的大侠风范。
岂必衰摧耋耄翁，依然豪气胜顽童，
常怀报国英雄志，不忘传薪仁者风，
博爱修平思往圣，厚德格致勉愚衷，
祥和谐乐期寰宇，黎庶熙熙享大同。
说起那场当盛会，我还想起了向东老师的一个传奇故事。何老师一行人是乘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的。他找了一位重庆有名书法家精心为先生90华诞写的一幅字，但下火车时，他给忘了拿下车。尽管后来动用了许多资源，费了很大周折，最终他在献礼环节呈给了先生。座谈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多小时间的照相环节。毫无疑问，在那个环节，先生和师母成了逻辑常项。不过，为了给先生保存了一些体力，我没有去凑热闹。毕竟，许多师兄弟姐妹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来见先生与师母一次，那种激动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在普罗旺斯的日子，世萍家离先生家比较近，她老公杜泽学是位大律师，相对比较自由，因此，他们夫妻俩经常去陪先生与师母。尤其是世萍，特别善于逗先生开心。根据泽学介绍，有时世萍不去，就他自己去先生家，以至于替身比真身出现在先生家还多。先生在世的最后几年，每次见到泽学时，他总要他完成一项不可能任务，先生总对泽学说：“杜大律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腰椎被红卫兵打断，你一定要替我申冤呀！”泽学只能说：“好！好！马上去办。”但泽学这小子也不地道，从来都只落实到口头上未落实到行动上过。
告别于磨盘山
先生追悼会定在10月16日上午9：30举行。在去峨眉开会之前，本来打算利用开会之余，到金顶去看看普贤菩萨的道场，因为开会的地方就在峨眉山脚的西南交大校区，那里离后山门很近，走路15分钟即可达到。尽管我至今还未去过金顶，但先生的不辞而别，使我对参观普贤菩萨道场再无兴趣。我决定15号上午乘能够买得到的最早动车赶赴成都。一查车票，最早只有11点多的票，那就买这趟车票吧。峨眉离成都并不远，1小时左右即到达了成都南站。也许是先生责备我，责备13号我既然飞到了成都，为什么没有去医院与他道别呢？上了火车之后，在把行李箱放到行李架的过程中，我的左手腕被扭了一下，似乎还有点严重，现在还有点隐隐作痛。下车时，我的左手已使不上劲。好在这次带了博士生郭燕销一起。下车时，她负责拿行李。不过，当我们走在成都火车南站广场上时，我总感觉有点不协调，我感觉为什么总有人在看我，后来发现是因为燕销一个女孩子推了两个行李箱，而我只背了一个背包。
西大东道主郭美云想得特别周到，把大家的酒店订在普罗旺斯后面的中恒檀香酒店，3分钟即可进入先生小区后门。入住酒店后，首先要做的当然是去看望师母。师母担心吵着邻居，只在家里摆了一个小灵堂。普罗旺斯小区的门卫平常极为认真负责，因为此前每次去，他们都会非常nice地问清楚才让进去。可这次进入小区这些程序都给免了，我们走到小区后门口，门卫什么也没有说就主动给我们开门了，还问我们能否找得到地方吗？我说，找得到。走到先生家门口，传来了一阵轻轻的熟悉声音，那是在汉传佛教《大悲咒》声音。“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南无，阿唎耶，……”。《大悲咒》是观音菩萨的咒语，大体意思是“皈依三宝, 皈依圣观自在。”我之所以熟悉，是因为我会念这个版本的大悲咒。当然，我也会念藏传佛教中流行版本唱法。“纳摩，嘎达，雅雅，纳麻阿里雅，佳纳，萨嘎拉，贝勒佳纳，……。”这也许我与佛也有些缘分吧。当时，我并没有想太多。首先迎接我们的是先生晚年一直在照顾先生起居的刘阿姨，她认识我，因为近几年我差多半年就会去探望一下先生与师母。当我正在与唐晓嘉师姐说话时，先生长女苏元敲了我一下右肩膀。师母当时正在休息。稍后，师母出来了。可这次见到师母，我完全不知道说什么了。好吧，什么也别说，大家也能够相互心理神会。
在先生家里，我遇见了自打毕业之后未见过，也未联系过的两位老朋友。一个是我硕士研究生毕业时的答辩秘书欧文福老师。我称他为老师，是因为那时他的身份是老师，而我是学生。当然，在重庆，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被称为“老师”。另一位是李道文。读研究生时，他是马列部的研究生，他与我的寝室门对门。他是89级的，与我门对门只一年，但我们一起制造了许多值得回味的趣事，比如，以他的名义给他喜欢的女孩陈玥写情书。不知道现在他的老婆是不是她哟？
师母那几天太累了，因为她需要接待一批又一批的来访者。我们稍坐一会儿，选择尽快离开。离开普罗旺斯之后，我们的下一站当然去先生所在的殡仪馆。正好世萍老公泽学过来，那就让他再跑一趟送我们殡仪馆吧。反正泽学与世萍这两天开车的主要行程就是往返于普罗旺斯与磨盘山殡仪馆之间。根据泽学自己在西大微信群中的留言，自称“司机”。看来，他不仅是司机，还是“老司机”哟。一说去，李道文、欧文福、孙明湘及其夫人、袁正校、罗仕国等一行人都说要去。我知道，正校大师兄已来来回回跑了n次了。他对先生的深情，很容易从他的言行中觉察到，他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苏老师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坚决传承他那‘数理逻辑普通逻辑化’和‘普通逻辑数理逻辑化’的精神。”尽管泽学的车是奔驰越野，但也容不下10多人，我们只好分三辆车前往，需要另外打两辆车。道文说：“殡仪馆是一批一批接待，因此,我们到大门口等着一起进去。”
到了磨盘山殡仪馆。先生第二天的追悼会场安排在一楼，但灵堂在二楼。我们看了看追悼会场，与正在布置会场的先生小女儿苏陶打了个招呼之后，便上二楼去找先生的灵堂。走到二楼拐角处，又传了一阵熟悉的汉传佛教《大悲咒》声音。那时，我感觉到总有些与众不同。很久没有到过这类地方了，难道时代变了。我依稀记得，以前灵堂播的都是另一个音乐呀。我想起来了，以前播的是《哀乐》。据说，那哀乐是当年马可为刘志丹追悼会根据陕北民歌《绣荷包》与《珍珠倒卷帘》的主旋律放慢速度改编而成的。然而，在磨盘山殡仪馆，先生灵堂播放的不是《哀乐》，而是《大悲咒》，与先生家里小灵堂播放的一样。难道这是因为先生晚年修佛的缘故吗？
我们一行人缓缓进入了先生的灵堂，先生的长子苏尚这两天一直在那儿守护着，还有两位女工作人员，着装有点像佛道中人。我们沿着先生遗体的右边站了一排后，有位工作人员敲三下木鱼，另一位工作人员弓着身体，对着先生的耳边，细声细语地说：“阿弥拖佛，苏天辅菩萨，你的几位学生来看你了。……”那场景，真的很安静，仿佛先生知道我们去看他了，只是眼睛怎么也睁不开，话怎么都说不出来。在我的知识库里，“阿弥拖佛”似乎应当念“ē mí tuó fó”,但我听到那位工作人员说的是“a mí tuó fó”。我原以为，那位工作人员可能没有受过严格佛教训练，后来我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阿弥拖佛”的“阿”读法本身就很复杂，有人念“a”,有人念“e”,还有人念“o”，但它的梵文本身是“Amitābha”。这里的“a”到底该如何念，或许只能去向那些懂梵文的请教了。或许正如有些佛道高人说，如何发音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心要诚。
10月16日上午9：30，先生的追悼会准时开始。灵堂上悬挂着挽联：“虚怀若谷纳百川悯人间大爱无疆，厚德载物传薪火行君子自强不息”。不知道这副挽联是否是那个追悼会场所的“逻辑常项”，但我觉得用这副挽联来评价对先生一生却非常到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李栋宣主持，西南大学副校长崔延强教授致告别词，中国逻辑学会会长邹崇理致告别词，袁正校作为学生代表致告别词，先生么女儿苏陶代表家属致答谢词。大家一一与先生的遗体告别之后，就这样，我们与先生在磨盘山彻底告别了。
先生的离去让我们的十分悲痛。许多学生都有用挽联、诗词等形式表达自己对先生的追思。10月14日清晨，在峨眉山下，我也用诗表达了我对先生的追思。如果打油诗也算诗的话，那是我有生以来写的第一首诗《忆苏天辅先生》。
清华园里练本领，
缙云山下传功夫，
普罗旺斯养天年，
极乐世界拜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