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楼小教室
在峨眉参加第八届两岸逻辑教学学术会议期间，追思苏天辅先生，无疑成为那几天会议之余的核心议题。在2017年10月14日晚餐桌上，胡泽洪、晋荣东、曹飞与我进行了一番有趣的对话。曹飞问我：“你毕业于西南大学？”我答：“不，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曹飞说：“准确地说，你应当说‘你毕业于原西南师范大学’”。我说：“不，我只能说，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因为我有证据——毕业证证明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但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我毕业于原西南师范大学”。好像是晋东荣说的：“你应当说‘我毕业于原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我说：“不，我的毕业证证据只能证明‘我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根本不能证明‘我毕业于原西南师范大学（今西南大学）’”。胡泽洪说：“那应当说，你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我说：“不，那时已经改名为‘西南师范大学’，而不再叫‘西南师范学院’了。”好吧，我承认，一群逻辑家的日常会话都足以让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晕头转向。我必须声明，我的这些功夫都是在西师校园物理楼的那间小教室里从先生那里学来的。
那间教室真的很小，只有四张桌子，但不含讲台，每张桌子可坐两人，最多可以容纳8个学生上课。在那里，我接受了所有逻辑学专业课程的训练。我们的专业课程并不多，有五门：（1）形式逻辑研究；（2）西方逻辑史；(3)专业英语；（4）符号逻辑；（5）概率与统计。前三门课程由先生亲自授课，符号逻辑和概率统计由敬世炯先生及其夫人陈老师（在西农工作）授课。在此，我不得不说说，敬老师那个教书的敬业精神。我们每次上课时间是8点到12点。他决不坐着讲课，上课时间从不折扣，甚至有时上到12点半才下课。最关键是，当年给我们上《符号逻辑》课时，他正处于直肠癌手术后康复期。也许正是他的上课敬业精神，使得他后来康复得非常不错。当年，敬老师还教给了我一个上课绝招。那时，研究生毕业生必须实习。与现在的实习概念有所不同，那时就是要实战讲一次课。在我备课的时候，敬老师给我只提了一个要求：“上课不要求追求太多知识点，关键是要给学生清楚，要讲透彻。”不知道我当时实习那个班的同学们是否听懂了我的课，但这个绝招我至今仍然使用中。
我的第一门逻辑学专业课是《形式逻辑研究》，安排在第一学期。如今，许多逻辑学专业硕士生都不上这门课了。先生给我们这门课程列了四本必读书：（1）《普通逻辑》（《普通逻辑》编写组，上海人民出版社）；（2）《形式逻辑》（金岳霖主编，人民出版社）；（3）《形式逻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形式逻辑》（苏天辅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当然，他说，还有其他许多好教材，大家都应当去看看它们的异同。
按照他老人家的说法，推荐第一本书的理由有二：其一，那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参与那本书编写的是我这一代逻辑学人都必须熟知的一些名字，除了先生名字之外，还有吴家国、张巨青、马佩、李志才、彭漪涟、刘文君、罗剑辉、林铭均、余式厚和且大有。曾经或者当今仍活跃在中国逻辑舞台的逻辑学人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据先生介绍，当然大家力推他任主编，但他拒绝了，他坚持要以编写组名义出版。看来不同阶段，逻辑学人的名义观有很大差别哦。其二，那本书当时形式逻辑教材销售量最大的，200多万册。
关于第二本教材。先生说，虽然上面写的是金岳霖先生主编，但事实上主要工作是周礼全先生做的。他推荐的第一个理由，我猜是因为那是金先生主编的。作为学生，没有理由不推荐他导师的教材。苏先生是金先生在清华“招在旧中国，毕业于新中国”的研究生。先生是1949年考入清华，1951年毕业。先生毕业后即赴东北师范大学教书。那时的研究生培养，不像现在是规模化生产。不知道其他导师是否有规模化生产，但苏先生告诉我，金先生一届只招一个，而且通常是毕业一届再招下一届。因此，金先生招收的研究生并不多。苏先生的上一届是周礼全先生。
据我所知，苏先生是金先生在清华招收的最后一名研究生。我只知道，1955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之后，金先生只招了一位研究生，那就是刘培育先生。他1965年入学，1967年毕业。金先生的研究生弟子中，最有影响的肯定数王浩了。1943年王浩考入清华跟随金先生学习，1945年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W.V.Quine。王浩后来在哈佛大学当教授，并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和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当时，研究生学制只有两年，但培养质量似乎超了我们现在的三年学制。这只是我的感觉，未必正确哈。
苏先生推荐第二本作为必读书的另一个原因是，参与此书的编写者与是我们这一代学者都应当知道的一些名字（前言中按姓氏笔画排的序）：方华、向刘骏、吴允曾、周礼全、赵民、晏成书、诸葛殷同和麻保安。但说起来，有些惭愧，因为他们当中个别人到底在逻辑理论有何贡献，我有点孤陋寡闻。此书初稿完成于1963年，当时，王宪均和汪奠基两位先生参与了初稿讨论。1965年周礼全先生对初稿进行了一次总体修改。这或许就是苏先生说主要是周公弄的原因吧。遗憾的是，此书印数相当少，因此，能够从中汲取精华的读者非常有限。好在现在有再版了。当年我当年在遵义师范专科学校念书时，我的逻辑启蒙老师陈燕使用的正是这一教材。
推荐第三本教材，也有两大原因。第一，它代表了前苏联老大哥的逻辑教学体系在中国的生根发芽。我们国家的传统逻辑教科书主要借鉴了前苏联逻辑学教科书的基本理论框架，通常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和论证四大板块。这个教材体系对新中国的逻辑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比如，在讲论证构成要素时，讲论点、论据与论证方式。事实上，在当代论证理论中，这种理解论证的视角已不再是主流了。众多非逻辑专业人士的逻辑观念仍然停留这个理论框架之内。不过，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之后，板块名称有所变化，分为词项、命题、推理和论证四大主要板块。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把概念换成了词项，把判断换成了命题。第二个原因是那本书影响很大。不仅是因为那本印了100多万册，而且参加编写的人同样是我们这一代逻辑学人都理应熟知的一些名字，他们是马玉珂、方华、王聘兴、孙中原、孙祖培、李萌、苏越、张兆梅、赵总宽和麻保安。为了培养当时中国逻辑教育亟需的师资，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多期研究生课程班，许多老一辈逻辑学家都是在那个班培养出来的，学的也正是这本教材。
推荐第四本原因有二。其一，那本书是先生自己独著的。这是与前三本相比一个很大不同之处。前三本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而第四本是先生独著的。推荐自己的教材正好体现了学者的自信，这应当是我们每位学人应当具备的基本品质。试想一想，一位所谓学者，要是连对自己的成果都不自信，这样的成果能让其目标听众接受吗？其二，那本书影响很大。其影响的标志之一是，我拿到的先生送给我的那本，1984年5月第3次印刷，上面的印数是810000册。作为个人独著逻辑学教材，这个数目真的不少了。不仅如此，苏先生当时在给中国广播电视大学讲授形式逻辑课程。这意味他当时有至少可能有80余万学生哟。
我还想说说，当年先生是如何教我们专业英语的。先生当时用卢卡西维奇的那本《亚里士多德三段论》英文版作为我们的专业英语教材。正如敬世炯老师教我的那样，重在讲清楚，而且要讲透彻。先生带着我们一词、一句、一段地读，从语义到语法进行分析，从语法到语用进行解读，他让我们要准确把握作为概念的每个语词，作判断的每个语句以及作为推理的每个语篇。一个学期下来，他事实上并没有带我们读多少页。后来，我才领悟到，原来先生并非在教我们知识，而是传授我们功夫。他是在授我以渔，而非授我以鱼也。
北碚wu林高手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没有微信聊天，也无机会看朋友圈，跳舞正是那个时代最风行的公共活动。虽在这方面我天生愚钝，但俺导师苏先生可是当时北碚鼎鼎有名的舞林高手哦。
据师兄弟姐妹们传说，每周六晚上，假如你在西师校园的舞厅里见不着先生，那么你一定能在北碚街上某个舞厅遇见他，因此，师兄弟们绝对不会在周六晚上去拜见先生的。那时，是一周六个工作日，不像现在那么幸福，一周只有五个工作日。我肯定认为这句话不可信，因为我知道先生那时很忙，经常出差。因此，那个断言要为真，至少必须这样的修改：“假如苏先生在北碚，假如周六晚你在西师校园的舞厅里见不着苏先生，那么你一定能在北碚街上某个舞厅遇见他。”不过，这个推理并不是保真的，因为那只不过是一种可废止推理，其结论的真是建立在前提封闭基础上的。
与我同年级的有位堂师姐，她是柳文超教授的研究生，叫梁俐，用现代术语来描述，靓女一枚。在读研一时，她是苏老师的常舞伴，以至于师兄弟们打趣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苏老师打电话”。1992年，梁俐迎来了她的师弟诸毅平，然后苏老师不得不另寻舞伴了。
其实，“舞林高手”只是“wu林高手”的一层含义。对于苏先生而言，“wu林高手”更重要的一层含义是第二层——武林高手。先生的太极功夫在西师校园颇为闻名。在西师体育馆与足球场所之间的那个平台上，只要先生在北碚，天不下雨，每天下午5点左右定能在那儿领略到先生的太极表演。先生打的是极氏太极。极氏太极一套打下来，要30分钟左右。打完太极后，他还要练太极站桩，有时练练太极推手。说到太极站桩，先生一站就是30分钟。这个太极站桩，看似简单，但所耗体能实则相当大。有一次，我试图站够30分钟，但当我站到15分钟左右，已大汗淋漓，后来，我只知道我滑向了先生的怀抱。先生当时不只要教我们研究生做人、做事和做学问，几乎我们研究生都从他那里学到了一点皮毛太极功夫。不知其他师兄弟姐妹是否坚持下来了，反正我现在只记得两个式：一是起式，二是收式。此外，他还招了许多“俗家”太极弟子。其他人，只要愿意跟他学太极，他似乎都会教。当然不收费。
据先生自己说，在清华读研究生时就开始学杨氏太极，而且几十年来一直坚持练。他为什么练太极呢？他说是为了强身健体。虽然先生的父亲曾是张学良的秘书，家境似乎并不差。但他说，读研究生时他很穷，靠着一条薄薄的单裤来抵御北京的寒冬。在冬天总能体会到寒风刺骨，但打太极能够帮助他顺利渡过漫长的冬天。当然，他还有金先生这个保障。金先生终身未娶，其真实原因吧，先生也没有告诉过我，反正金先生与林徽因有种种传说。不过，先生讲过一个金先生与林微因的小故事。有一次，梁思成对林徽因说：“金岳霖那么喜欢你。要不，咱俩离婚，你去跟他过，如何？”后来，林徽因把这个事告诉了金先生，金先生说：“既然思成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比我更爱你，因此，我退出”。我不知道先生的故事是否源自金先生的亲口。但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因此，金先生错失了最后一次与林一起的机会。金先生与苏先生师徒情同父子，经常给苏先生买衣服和裤子。
单独以先生名义招收的研究生，我与蒋冬梅是最后一批，那是1991年。1992年开始，苏老师与何向东老师联合招生。那一年，他们共招了3人：严冰、候连琦和冯颜利。虽然他们三人是先生与何老师联合招的，但因为何老师当时是学校教务处处长，能够用于管他们三人的时间极其有限。因此，先生在他们三人的学习仍然全心全意地倾入。不过，他们三人后来并没有成为沿着先生所指的逻辑大道前行，颜利成为极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严冰成了经济学，而候连琦成为了法学家。我相信，先生给他们的逻辑训练一定养成了一种不一样的马哲视角、经济学视角或法学视角。1993级，西师逻辑学专业研究生还招了张学立和彭自强。我不记得是否还是先生与何老师联合挂名招的，我记得好像没有挂先生的名了。但我知道这两位师弟与苏师（于奇智惯用对先生的称呼）的心理距离，跟我与苏师的距离没有什么两样。自强后来成为佛教界挺有影响的人物，遗憾的是他老兄过早进入了下一个轮回了。
2002年4月21日，许多金苏门弟子相聚北碚西师校园，共庆先生80华诞。“抢领头羊”位置是那次相聚让我印象最深的情节。袁正校师兄一直都自封为先生门下的领头羊。关键是，他的这个封号似乎一直没有人提出异议。虽然袁正校师兄与邹崇理师兄同属于先生门下的首届研究生，但崇理大师兄也从未对正校大师兄的自封号表示过“不满”，因为正校师兄比崇理师兄年龄大。不过，这次聚会上，当正校师兄再次以领头羊自居时，遭遇了严峻挑战，其对手是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彭漪涟先生。彭先生1956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他在发言时说：“刚才正校说他是先生门下的领头羊，但我不同意，我才是苏先生门下的领头羊，因为我是先生在东北师大教的学生。”根据正校大师兄的正常脾气，他肯定要回击的，但这次他选择了沉默。先生的确在东北师大任教过，1956年才调入西南师范大学工作，但先生在东北师大并没有带研究生。当然，所谓先生门下的弟子，并非一定要是研究生。其实，只要某人愿意非常自豪将自己归于先生门下的弟子，我认为都应当是先生门下的弟子。有些尽管是先生门下的研究生，但毕业之后再也没有给先生与师母汇报过学习、工作与生活的，他们是否是先生门下的合格弟子，我在此必须持怀疑态度。
80岁那一年，先生还坚守在给研究生上课的第一线。我依稀记得，他不给研究生上课应当是在2005年以后的事。先生80多岁仍然在坚持打太极拳。邱老师曾告诉我，有位西师体育系教授非常羡慕地跟先生说：“还是你打太极拳好，那才叫锻炼身体。我们学体育的，那叫透支。我们像这个年纪，不是这里疼，就是那里痛，几乎动不了。”不过，先生在晚年坐在轮椅上生活的日子里，师母总在我面前“责备”先生，“早年，叫他打太极不要打低桩，他不听，结果膝关节受损严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2005年，我邀请先生与师母师一起来广州住一段时间。他们答应了。但先生有个禁忌，不坐飞机。他当时在北京他大女儿苏元那里。我说没问题，只是从北京到广州乘火车时间长了些，那时最快也需要20小时左右。
先生不坐飞机，我在西师读研期间就有所耳闻，但一直不知道他不坐飞机的原因。我一直认为，他是因为勤俭节约才不坐的。但这次在广州，先生与师母告知我先生不坐飞机的原因。其实，先生是坐过飞机嘀。那是1982年4月26日，一架从广州飞往桂林的飞机在阳溯撞山，机上人员全部遇难。本来先生是坐那个航班跟川大的一些人一同去桂林的，但因为别的原因，他把机票给退了，晚上改坐火车。他说，后来还有一次，他坐飞机，由于机械故障，乘务员要所有乘客写遗书。有两次经历，不敢坐飞机，也算得上人之常情了。
在这次访问广州期间，先生还给我讲了一段秘史。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也没有躲过被批斗。他告诉我：“在红卫兵把他打倒后，他的策略是双手紧紧抱着头，然后用硬气功对抗他。不过，他们人实在太多，硬气功也顶不了多久，导致我的腰椎严重受伤了。”
从广州回重庆之后，先生退出了研究生教学一线，到蓉城的普罗旺斯颐养天年去了。